明嘉靖年出貪官，也弘揚反貪正氣。一朝首貪嚴嵩被罷官抄家，其家產帳目清單條目眾多，文字數量竟然達六萬余，不但成書，還竟然出版，將真相大白于天下。反諷的是，書名又竟然為《天水冰山錄》，意為“太陽一出冰山落”，充滿對正義的歌頌。嘉靖四十四年，嚴嵩被革職，時為1565年。明人王世貞說：“分宜（嚴嵩）當國，而子世蕃挾以行黷天下之金玉寶貨，無所不致。”(明王世貞：《觚不觚錄》。

　　嚴氏抄家帳目記錄了其20年主政期間之鯨吞物品，可謂當朝的財富博覽。琳瑯滿目的珍奇寶物中，記載了一些與“（黃）花梨”相關之器，計有九處，如“牙蓋花梨鏡架一個”“花梨小木魚一個”“玉廂花梨木鎮紙一條”“花梨木一拜帖匣”“牙廂花梨木鏡架一個”“花梨木魚一個”“小花梨木盒一個”“花梨木錐一件”“素漆（按：髹漆后未加紋飾）、花梨木等涼床四十張，每張估價銀一兩”。這是明代史料中最早成系列關于黃花梨家具的記載。(神州國光社:《天水冰山錄》，1936年)。

　　此書中關于嚴嵩府內家具的記錄極多，多達八千余件家具中，大多是大漆、嵌螺鈿家具。其中包括大型者有“屏風、圍屏共一百零八座架”大理石螺鈿雕漆“床共一十七張”“各樣床計六百四十張”。嚴家很少的黃花梨器物中，沒有大器型的，如沒有黃花梨之桌、案、椅、屏風、羅漢床、架子床等。其所記載“花梨”家具種類稀少，級別較低，同時數量極少、可見嘉靖年間，黃花梨家具處于起步階段。

明末清初黃花梨直牙頭平頭案

　　還有其文字中“素漆涼床”和“花梨涼床”一起記錄，表明黃花梨家具初始使用，在當時匆忙和混亂的資料記錄中，黃花梨涼床尚未單獨立項，尤其是估價為“一兩”白銀，價格低廉不抵漆飾家具，還引起了當代一些研究者的疑惑。每張黃花梨涼床價值“一兩”白銀之原因，可以如此解讀：

　　其一，歷代查抄贓物的價格之折算，不乏當局操柄者營私肥己的勾當，是權力行為，不是市場行為。正如清嘉慶皇帝下令抄查清代貪官和坤家產時，便有此類感觸，指責變賣價格為實際價值的十之二三。

　　其二，當時黃花梨家具剛剛問世，價格尚不透明，沒有廣泛認同的市場標準價格。其二亦助其一奸道可行。

　　另外，嘉靖初年，朱寧因私通寧王被捕，其抄家財產清單上，對花梨器也僅僅有一點記錄：“烏木盆、花梨盆五，沉香盆二。織金鶴二對。織金蟒衣五箱。羅鈿屏風五十座。大理石屏風三十座。圍屏五十三扛。蘇木七十三扛。”（神州國光社:《天水冰山錄》附錄，1936年)

　　朱寧抄家財產清單上，僅僅有五個花梨盆，這也是嘉靖年“花梨”器物種類尚少的另一個輔證。

　　《金瓶梅詞話》的創作年代有兩說，一是明嘉靖年，一是明萬歷朝。故事中心地點是山東省臨清縣。書中描述的漆飾家具多達幾十件，卻找不到黃花梨、紫檀等硬木家具的蹤跡，這也與上述兩個史料的邏輯吻合。

　　無論如何，《天水冰山錄》的若干文字是多種“花梨家具”初現的準確史料。1565年，作為一個事件年，可視為黃花梨家具、明式家具的肇始元年。

　　對明式家具的出現和使用，學界前賢搜羅鉤沉文獻史料，還提供了其他明確的年代證據，其要者：明萬歷朝松江地區的范濂在《云間據目抄》中說：“隆、萬以來，……紈袴豪奢，又以椐木不足貴，凡床櫥幾桌，皆用花梨、癭木、烏木、相思木與黃楊木，極其貴巧，動費萬錢，亦俗之一靡也。”（范濂：《云間據目抄》卷二《記風俗》，《筆記小說大觀》，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）

　　以上是蘇州和云間（今上海松江）地區的狀況。

清早期黃花梨云紋牙頭翹頭案

　　萬歷朝太監劉若愚在《酌中志》中，說明御用監職司：“凡御前安設硬木床、桌、柜、閣及象牙、花梨、白檀、紫檀、烏木、雞翅木、雙陸棋子、骨牌、梳櫳、螺甸、填漆、雕漆盤匣、扇柄等件，皆造辦之。”（明劉若愚：《酌中志》，北京古籍出版社。）

　　此為京師中樞的情景。

　　科學的考古出土文物是最重要的物證，在上海市寶山區明萬歷朱守城夫婦合葬墓中，出土有紫檀欄桿式硯屏、紫檀筆筒、紫檀瓶和竹雕紫檀蓋香筒。這些遺物為萬歷朝制造硬木器物最有力的物證。（上海文物管理委員會：《上海寶山明朱守城夫婦合葬墓》，《文物》，1992年第5期）

　　明清時期，乃至更早，“黃花梨”被稱作“花梨”、“花貍”、“花櫚”。起碼在清雍正、乾隆宮廷《造辦處活計檔》、《貢檔》、《進單》中可見大量的紫檀、花梨家具記載，其中的花梨家具無疑是指黃花梨家具。

　　“黃花梨木”一詞最早出現于清光緒年間，在為慈禧皇太后修建陵寢時，慶親王奕劻奏請陵寢內使用黃花梨木。光緒二十三年，《大清德宗皇帝實錄》卷四○六記載：“己卯，慶親王奕劻等奏，菩陀峪萬年吉地，大殿木植，除上下檐斗科，仍照原估，謹用南柏木外，其余擬改用黃花梨木，以歸一律。”

　　《大清德宗皇帝實錄》卷四○七記載：“光緒二十三年秋七月癸丑，諭軍機大臣等，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，東西配殿，照大殿用黃花梨木色，罩籠罩漆，余依議。”

　　可見，光緒二十三年（1897年）“黃花梨”之名出現。綜合上述諸項資料，可以認定，黃花梨、紫檀家具初出于明代嘉靖年間，比較普遍使用于萬歷朝間，嘉萬年間屬明代晚期。

　　據清廷造辦處檔案披露，雍正一朝13年，宮中使用黃花梨家具日趨減少，而新造紫檀家具數量逐漸增多。但黃花梨家具的制作并未結束。

　　　　從和碩雍親王的《十二美人圖》和清康熙五十二年（1713年）康熙帝60歲壽辰賀禮的紫檀大圍屏顯示，在清康熙晚年，清式家具已經出現。但這并不意味明式家具的結束，明式家具的退潮和清式家具的來臨是犬齒交錯進行的。

　　乾隆朝宮廷制作、進貢家具的檔案尚未完全整理出來，筆者在所見為“造辦處木作清檔”和家具“進單、貢檔”抽樣資料中，發現乾隆朝進貢檔案中記載：乾隆十六年、河南巡撫進花梨畫桌二張、花梨琴桌二張、花梨邊絹心花卉十二扇、花梨邊絹心山水十二扇、畫金邊金心花卉十二扇。（吳美鳳：《盛清家具形制流變研究》附錄，胡德生整理“乾隆朝‘宮中進單與貢檔’（部分）”，頁375）

　　此后，清宮“進單”與“貢檔”中對紫檀家具的記載已為海量，而黃花梨家具的記載幾成斷檔態勢。

　　筆者認為，如果為明式家具歷程的結束尋找一個標志年，那么乾隆十六年（1751年）河南巡撫此次進貢大批量的黃花梨家具，可視為明式家具的落日余暉，是黃花梨家具末期的重要結點。

　　雖然在乾隆十六年（1751年）后，黃花梨家具還有零星進貢，但黃花梨家具作為一個時代已經過去。如乾隆三十六年（1771年），江西巡撫海明進花梨寶座一座、花梨香幾一對、花梨書桌一件、花梨膳桌一對、花梨炕書架一對，均為“雕刻竹式”。（吳美鳳：《盛清家具形制流變研究》附錄，胡德生整理“乾隆朝‘宮中進單與貢檔’（部分）”，頁381）

　　這些黃花梨家具來自明式家具非主流生產地區的江西，且式樣為“雕刻竹式”，已為清式家具。

清早期黃花梨云紋擋板翹頭案

　　日后，全部的清廷家具檔案完整梳理后，會看到更細致入微的記載，明式家具結束的具體年代的確定可能有微調，但大致不會超越清早中期這個時間框架。如果以雍正末年為明式家具結束年代標志，可能更簡單化一些。但是，匠作工藝與皇位更替不是完全相一致的。由家具形態自身看，明式家具向清式家具的轉變也是交叉的、拉鋸式的，而非一刀切。

　　明式家具與黃花梨家具并非同一概念，但前者以后者為主要載體，而后者的形態也主要表現為前者，兩者具有極大的交叉性。

　　這里要明確一個概念，筆者所云的“明式家具”專指明晚期至清早中期這一歷史階段的以黃花梨、紫檀為主體的硬木材質家具。明式家具作為專有的學術概念不含有大漆家具和柴木家具。

　　硬木家具與漆柴木家具是屬于古典家具母文化中的兩個子文化系統，有各自的發展鏈，獨占運行。在作類型學梳理、年代考究時，它們不可混為一談。

　　另有研究者指出，晉代崔豹《古今注》對紫檀已有記載，唐代陳藏器《本草拾遺》中，已有花梨的記載：“櫚木出安南及南海，用作床幾，似紫檀而色赤，性堅好。”晉唐以下，與黃花梨、紫檀相關的文字不絕于史冊。其間，民間百姓的實際使用也理所應當地存在。長久以來，海南島居民將黃花梨木作為中藥材，主治行氣、活血、止痛及內傷，外敷亦可用之止血。同時，老百姓就地取材，打造簡陋粗糙的家具，或將其制作成房梁、鋤頭把、家畜食槽等。諸如此類，與本書所談紫檀、黃花梨所做的明式家具普遍使用的起始年代并不矛盾。

清早期黃花梨螭龍紋翹頭案

　　筆者著眼的硬木明式家具具有以下特征：

　　一是專指內陸地區沿襲、遵循宋元明以來木器匠作法則，具有強烈工藝色彩的硬木家具，它們使用框架結構、榫卯工藝和攢邊打槽裝板工藝，甚至它們的式樣都有一定的程式化。二是它們作為商品廣泛地流通于社會人群中。如此，各時期當地居民就地取材打造的家具不在明式家具之列。

　　鑒于歷史學分期的規范，筆者以有確切紀年的事件為明式家具的開始和結束的標志。認為從嘉靖四十四年（1565年）開始，至乾隆十六年（1751年）結束，這是漫漫的190年。其間橫跨兩個王朝，人世間，天翻地覆，滄海桑田。明式家具在財富、市場、工藝激蕩中，留下了太多的故事，讓我們慢慢品讀。190年的歷程意味著明式家具是一個漫長、豐富的發展變化歷程。同時，這個年代跨度的確也為對明式家具器物進行年代排隊奠定了基礎。

　　明清時期，各類別工藝品如瓷器、玉器等基本完成了年代的類型學排隊，即器物的相對年代排隊。而明式家具此類探討雖然偶有空谷足音，但系統性的建構一直闕如，本書就是這種建構的一個嘗試。將明式家具分為早期、中期、晚期、末期，對應的年代為明晚期、明末清初、清早期、清早中期。大致的時間為：明晚期，由明嘉靖四十一年（1565年）至萬歷年間（1573～1620年）；明末清初，由明天啟年間（1621～1627年）至清順治年間（1644～1661年）；清早期，由清康熙初年（1662年）至康熙五十二年（1713年）；清早中期，由康熙五十三年（1714年）到乾隆十六年（1751年）。

　　錢穆先生在《中國文學史》開篇時說：“所謂史者，即流變之意，有如水流一般。吾人如將各時代之文學當做整體的一貫的水流來看，中間就可以看出許多變化。”明式家具史也是一條激蕩的長河，在明清之際奔騰向前，讓我們看看它們如何地逝者如斯夫。

　　（來源：第五十五期《品牌紅木》雜志  張輝/文）